对话币安赵长鹏:在加密货币的中间地带

赵长鹏：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币里，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比较公平。但如果只有小鱼进来，没有鲸鱼进来，那可能只有一个原因，大机构不看好。

大概 2017 年时，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卖了 3000 万美元，这可能代表他特别公平，也可能代表那时他比较看重美元。

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，愿意拿 BNB？这代表我们有信心。

《晚点》：外界认为 BSC 是对标以太坊的，你怎么看二者的竞争？

赵长鹏：我不觉得 BSC 跟以太坊有竞争。现在用以太坊跟用 BSC 的人群不太一样。

有些人更喜欢以太坊，因为 Vitalik 拿币比较少，更去中心化等等。但他们手续费比较贵，说实话是非常贵。转一笔账要收 10 美元，用一次复杂点的合约，要上百美元。除非你一次做百万级的交易，不然没法付手续费。

而在东南亚、印度和非洲，还有很多金字塔底层的用户，他们人数很多，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便宜的网络，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进入区块链。

BSC 起来后，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少，但也不再增长，这是因为它碰到了技术瓶颈，网络最高承载量就是每秒 15 到 20 笔。我们慢慢变多，因为我们还没碰到上限。所以不存在竞争，只是他们不能服务的用户我们现在可以服务了。

《晚点》：以太坊社区不能让技术再进化吗？

赵长鹏：肯定可以，但这需要时间。他们跟 BSC 的定位不一样，它要能在几百万个账本上完全同步，同时每秒处理几百万单，这个技术门槛蛮高，几年内蛮难解决。

最近我看 Vitalik 发推特比较少，他应该在闭关。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样整个行业又会变大。

《晚点》：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，是因为需要同步账本的节点少很多，是吗？

赵长鹏：这是一方面，我们有 21 个节点。另外我们的节点也比较大，机器性能比较高，在架构上也做了一些改变。

很多人说 BSC 没有创新，只是抄了以太坊，其实性能提升几十、几百倍就是一个创新。你说我抄了奔驰，但我车速比它快十倍，那是不是一个创新 ?

《晚点》：近期各国政府对加密货币有一些不同表态——有的政府对加密货币很开放；有的政府偏严厉；还有政府在把加密货币纳入现有监管体系，如近日有消息称美国货币监理署（OCC）、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考虑成立一个加密货币监管的 “跨部门小组”。你觉得各国态度会如何影响全球区块链行业格局？

赵长鹏：抱歉，我不会公开评论具体监管机构及他们的政策，但币安一定在积极与全球监管机构沟通。目前每个国家的条款都不太一样，这是好事，可以看到哪些条款更有利于发展，可以有多个参考物。

《晚点》：从你们的接触情况看，各国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哪些？政府有些什么常见想法和认知？

赵长鹏：两三年前我们去沟通时，大家都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。现在这么说会比较丢脸，好像没有常识。现在他们比较在意怎么防洗钱和犯罪。其实区块链上的数据是透明的，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踪。有些地方的监管反而在推这个东西，他们突然理解，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不是让你更失控，而是让你控制得更细。

《晚点》：政府的合规诉求会如何影响加密货币？自由度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一个主要新价值。

赵长鹏：自由度和合规有一定关系，但并不冲突。

我觉得合规还是很重要的。区块链、数字货币行业里有一帮人是极端自由主义的，他们希望不要政府，也不要警察，就一帮人自己生活。我不觉得人类可以文明到那个程度，在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和警察的社会，每个人怎么自保，全部请私家保安？

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规矩，说白了，还是需要一些监管。

但如果等人把规矩全部定出来之后再开始做这个行业，可能也不太对，因为规矩都是先做一段时间才摸索出来的。监管需要案例，在一个还没有的行业里告诉你能做这个，不能做这个，让这个行业去发展，这不可能。

《晚点》：什么类型的政府对加密货币更积极，跟国家大小有关还是跟经济类型有关？

赵长鹏：我个人感觉，前几年是小国，因为大国比较复杂。中美这种大国，如果规矩定得不够细，就有很多人钻空子。但行业初期，你又很难定得特别细。但比如百慕达，整个国家就七万人，跟上海一个小区差不多，他不需要规定，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看，他看得过来。而且小国不太需要保护自己的货币，他们不太在乎冲击，反而认为这个东西能帮他们在新领域，比如金融科技上领先。